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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如意，飘翠冰润，质地细腻，手工双面雕刻，配上18K玫瑰金伴钻扣，更是美丽至极。寓意福寿如意，平安吉祥。 各时代文学对宝玉石翡翠文化的反映 先秦 先秦是华夏宝玉石翡翠文化积累、孕育的时期，很多有关美玉宝石的典故、传说即产生于这一时期。人们对宝玉石翡翠美化生活的作用正逐步加深了解。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描写宝玉石翡翠文化的一大传统，即正面描写宝玉石翡翠在日常生活中的装饰价值与使用价值，如屈原在《九歌》中写道“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其中“玉桴”指镶玉的鼓槌。又如《离骚》“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以为。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扬云霓之蔼兮，鸣玉鸾之啾啾”，“琼”就是琼玉的细屑，“杂瑶象以为车”即指把美玉和象牙装饰在车上。 这些场面虽被写得宏大万千,但总的用意却很质朴。不过是借宝玉石翡翠之精美描写一种气象，抒发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其中既包含古人对宝玉石翡翠的尊尚心理，又包含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宝玉石翡翠常常作为华贵饰物，出现在文学作品高于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里，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宝玉石翡翠文化在民间尚未全面普及，更谈不上蔚然成风。这是由于先秦时代生产能力的局限与生活水平的落后所造成的。
秦汉魏晋南北朝 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是珠宝文化的积累期和发展阶段。文学中对宝玉石翡翠的描绘，一方面继续突出它们作为饰物的美学功能和实际用途，另一方面已开始赋予了它们特殊的修饰功能。从前一方面而言，此时期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宝玉石翡翠工艺款式和用途更为多样化。比如，先秦时期玉的品种与式样均较为单一，到了秦汉时代不但“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壁”(见李斯《谏逐客书》常常出现)。我们甚至可以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读到“玉斗”(即玉杯)；在汉乐府《战城南》中读到“双珠瑁簪”(即两端坠饰的瑁簪)；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中读到“耳著明月”(明月珠做成的耳坠)；在曹植《美女篇》中读到“玉帛不时安”(玉指璋,与帛一起作为古代行聘之礼) 等，这都说明宝玉石翡翠已由宫廷走向民间，不再是诗文里人们心中的稀罕物。因此，宝玉石翡翠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紧密联系的。更重要的是，玉的款式也更为多样，工艺要求更为精细，都标志着用途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冰透水润的玉质，细腻油润，翠色欲滴且分布均匀，绿色特别有味道。古典优雅的镶嵌款式加上翡翠如意的饱满线条，佩戴尽显高贵气质。 以后一方面而言，某些玉石翡翠已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某种特殊标记广泛出现于诗篇当中。例如《西洲曲》中“垂手明如玉”即用玉形容手之白。又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序》中有“口如含朱丹”之句，“朱丹”本指红色宝石，用于文中乃言嘴唇之红艳。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才三，项王默然不应”。这个“玉”就是一种玉饰,因与“决”谐音，故举玉就是示意项羽快作决策。这种谐音用法原从先秦屈原文章中继承而来。可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宝玉石翡翠文化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阶段，文学作品巧用宝玉石翡翠美学意象，新的创作传统正在慢慢地形成与完善。
唐宋至清 宝玉石翡翠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到了唐代始规模渐开。文人用玉石翡翠之美随意落笔的现象开始相当普遍起来。由于唐朝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物质文化生活空前饱满，对宝玉石翡翠文化审美心态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文学反映宝玉石翡翠文化的手法也日趋高明。其主要修辞手法效果具体表现为(这些特征一直延续至清文学中): 借代 如“玉辇”代指帝王马车(卢照邻 《长安古意》)；“碧玉”指代柳枝条(贺知章《咏柳》；“珠翠”指代盛妆的姬妾与乐妓(王维《寓言二首》其一)；“玉楼”代指闺楼(温庭筠《菩萨蛮》)；“玉玺”借指皇权(李商隐《隋宫》)等。
比喻 例如用“明月”(即明月珠)比喻贤能(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闻水声，如呜佩环”即用佩环相碰之音比喻水声(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又如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一》中的“跳珠”便是用跳动的珍珠比喻雨点，不但形态逼真，而且使诗句富有动感，可谓神来之笔。再如辛弃疾《水龙吟》词中“玉簪螺髻”，用山峰的尖峭比喻头饰发型的效果，新颖别致，超然脱俗。另如白朴《梧桐雨》中“玉漏迢迢”比喻时间漫
入典 李商隐《锦瑟》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即取干宝《搜神记》种玉之典，通过说蓝田美玉虽沉埋土中，但在阳光下仍生烟，喻自己虽不为世重，但终要显露于世。又如孔尚任《桃花扇》中用“青衣衔璧”暗示弘光帝被虏。
综上，宝玉石翡翠随古典文学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着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到了唐宋时期，诗文中的宝玉石翡翠已不仅仅泛指美玉珍宝，而更多地含有“美丽”、“美好”、“完美”之意，寄托着不同文人学士各自的审美心态与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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